淳朴交流#1 - 2025-6-3 14:43
老悠
本书叙述从绳文后期到古坟前期的日本历史，主要笔墨在弥生时代。这段时期是日本王权形成的时期，也是日本文化起始的时代，主要是一个弥生同化绳纹的过程。
关键词：渡来人、水稻传入
作者首先认为王权诞生于公元3世纪，并且认为水稻就是日本文化的原点，日本文化始于弥生时代。弥生时代的时空范围并不清晰，它并不能覆盖整个日本列岛。渡来人从朝鲜半岛南部携带水稻种植等众多大陆文化移居至日本列岛的九州北部地区，他们时而与绳纹人（文化）对立，时而融合，渡来人带来的农耕文化（即弥生文化）逐渐普及至日本列岛的南部、东部地区，北海道、西南各岛并未受到弥生文化的影响，哪怕是日本的东北地区也只能说从某阶段开始才能称之为弥生文化。
日本列岛不存在水稻的原生种，作者认为朝鲜半岛南部或是日本弥生农业的直系故乡。绳纹时代晚期后叶玄界滩沿岸地区的水稻种植技术，作者认为是朝鲜半岛南部的移民渡来人带来的（作者通过磨制石器的相似性以及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同为短粒米来论证），即由华中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的半岛路线。在水稻种植技术进入日本列岛之前，旱田农耕技术一面跨过对马海峡传入西日本地区，一面横穿日本海以片段的形式传入日本北部，这个路线即为北方路线。
绳纹人种到弥生人种发生的变化，并非外在环境因素缓慢促成，而是日本列岛的原住民和外来移民（渡来人）混血所产生的急剧变化。九州北部类型可能是来自山东、朝鲜半岛的东北人种，九州西北部类型可能是经由山东、朝鲜半岛来的长江流域人种，即渡来人是分两个阶段两条路线从朝鲜半岛移居至日本列岛（通过人骨亲缘性、稻米类型判断）。至于移居的原因则是经典的战乱（箕子朝鲜被卫满所灭，箕准入马韩当上了韩王，于是战乱起流民南下）和经商。
关键词：青铜器
渡来人早在弥生时代前期前半就已经渗透到了近畿地区，弥生时代中期初已有青铜器生产的遗迹。据已发掘遗迹无法证明渡来人和绳文人有过激烈的战斗，遗迹中不同文物的数量和分布体现出渡来人（包括渡来系的弥生人）和绳文人是大杂居小聚居的相处方式。渡来系弥生人循序渐进地在绳纹人的聚落安家落户，绳纹人逐渐被弥生人同化。
渡来人还带来了青铜器，弥生时代前期末在九州北部青铜器作为首领们的陪葬品出现（模仿朝鲜半岛）。弥生时代中期初大量技术人员被雇佣生产作为族群祭祀咒器的青铜器（与朝鲜半岛保持一致，但作为祭器大多集中在佐贺平原及其周边）。弥生时代中期后叶青铜器生产（本行遗迹和安永田遗迹）逐渐集约化组织化，这个时期奴国开始建设大型技术密集型城市，即被认为是奴国（以福冈平原为中心的国家）首都的春日市须玖遗迹群。
关键词：环壕聚落
比起完善防御功能，倭人挖掘环壕（外壕）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维护聚落的团结，以及强化集体意识。因水稻生产的筹备、聚落间争夺资源等原因，首领需要具备凌驾于极大领导力之上的卡里斯玛性。首领等特定人群和一般人的关系类似圣人和俗人，这是聚落的共识，挖掘内壕是对上述共识的确认。环壕的出现和水稻农耕技术的成熟有密切关联，也因此绳纹时代晚期后半只有九州北部地区出现环壕聚落。
环壕聚落起源于内蒙古，并被普及至黄河中下游地区，再从山东半岛传到朝鲜半岛南部，进而传入日本九州北部地区（东方路径）。从渤海湾以北被推广至中国吉林、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然后跨越日本海，最终传入日本列岛的北端（北方路径）。此外，不同于空壕环绕的环壕聚落，在水濠中灌满水的环濠聚落，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与水稻种植的传播情况相同，不论是北海道的环壕聚落，还是日本东北地区的环栅聚落，其普及过程受到了跨海相隔的中国大陆东北地区的影响而非西日本地区，也就是说日本列岛的最北端存在着一种大陆性文化要素，它与弥生式文化有所不同。
关键词：橡子、稻米
与刻板印象不同，直至弥生时代终结，弥生人也几乎没有吃过饱饭。即便到了弥生时代后期，弥生人主食的一半以上也依旧是绳纹时代以来一直食用的杂谷、薯类、坚果类等稻米以外的淀粉质食物，分析各种食物的占比，可以发现稻米只占第二位，占第一位的是从绳纹时代以来就被利用的山毛榉科植物长出的橡子。
关键词：铜矛、铜铎
作者认为弥生时代的青铜器祭祀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弥生时代中期前叶、公元前2世纪后半）小型铜铎和中细型铜矛、铜剑、铜戈等武器形青铜祭器共存，第二阶段（弥生时代中期后半）九州北部以外的地区稍晚于九州北部地区确立了青铜祭器祭祀的制度，政治色彩逐渐浓郁，第三阶段（弥生时代后期）铜铎文化圈和铜矛文化圈对峙。
铜矛形祭器很早便在九州北部文化圈享有了青铜祭器最高规格的地位，它成为这一地区“民族认同感”的象征，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整个弥生时代中期，在属于铜矛文化圈的九州至西濑户内地区，与恶灵战斗的祭祀是主流。而在属于铜铎文化圈的近畿及其周边地区，呼唤并守卫谷灵的祭祀是主流。
关键词：战争、首领
作者对于战争和冲突有自己的看法，“绳纹时代与弥生时代的不同在于，绳纹时代虽有争斗，那时的人们却不会专门为此使用武器”这句话可以体现其区别。作者还认为包括取敌方首级的习俗在内，战争这一社会性行为应该也是从日本列岛外部传入的新生事物。早在绳纹时代，触发战争的要素已与水稻种植技术一起传入日本列岛，但直到水稻农耕在西日本地区普及的弥生时代前期后半，倭人社会才具备了战争的条件。
日本列岛的战争始于弥生时代，弥生时代前期前半（公元前3世纪前半），战争牺牲者也大都只集中出现在玄界滩和响滩周边地区。到了公元前3世纪后半至公元前2世纪（弥生时代前期后半至中期前叶），其范围开始逐渐向佐贺平原、筑后平原、中津平原延伸，进而扩张至熊本平原、平户岛和壹岐岛。
与绳纹型首领（阶层化的首领，权力来自于族群内部的首领）不同，弥生型首领（阶级性首领）在为族群谋利，名正言顺地行使强制力保护族群不受外界攻击的同时，他们在族群中也逐渐有了权力者的样貌。积极接纳水稻农耕技术及渡来人的玄界滩沿岸地区的首领尚未完全从绳纹型首领成长为弥生型阶级性首领。使用青铜器、青铜武器陪葬的弥生型首领墓，最早出现在弥生时代前期末面朝玄界滩的唐津平原、早良平原等平原地区。
关键词：末卢国、早良国
公元前3世纪（弥生时代前期）至公元1世纪前半（弥生时代中期末），九州北部地区率先的实现阶级性统一的部落联盟，可能是日本列岛的国家雏形。唐津平原上的末卢国（《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末卢国的前身）可以印证“大首领由部落首领轮流选拔诞生”的情况。从遗迹的分布情况看，在唐津平原的松浦川左岸地区和右岸地区各有一个部落联盟。宇木汲田遗迹不仅是松浦川右岸平原大首领一族的墓地，同时也是末卢国王的墓地。
早良平原上有一个统一了室见川左岸三个部落的部落联盟和一个在室见川右岸由五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两个部落联盟在整个平原上形成了一个国。较之唐津平原，早良平原有更健全的王权和更清晰的阶层分层，早良国的王应该要比末卢国的王更为成熟。但在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再未发现能被称作早良国王级别的王族墓。在佐贺平原可谓是部落联盟林立，但其首领墓仅为大首领级别，称得上是国级别的王墓、王族墓仍只出现在玄界滩沿岸地区。
关键词：奴国、伊都国、乐浪郡
公元前3世纪末，九州北部地区率先出现了部落联盟的雏形，阶级性的首领随之诞生。在此过程中，“国家”对外行使权力，征服与融合的战争越来越激烈，玄界滩沿岸的几个部落联盟发展成了“国”。公元前2世纪，九州北部地区形成了“国家、部落联盟、部落”的重层结构。西汉设置乐浪郡后，公元前1世纪末，奴国和伊都国通过与其他部落联盟、国建立模拟册封制度，进一步成长成了更高级别的大国。
以福冈平原（《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的大国“奴国”的范围，中心在福冈县春日市须玖遗迹群）和丝岛平原（位于“伊都国”的中心地带）为大本营的两国，出现了具有突出权力的王。公元前141年，汉武帝打着“王化思想”的旗帜，开始向周边民族发起攻势，并在朝鲜设置了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其中乐浪郡存续四百二十年启到了同倭国交流窗口的作用，它标志着倭国加入了以汉朝为中心的东亚政治世界。奴国、伊都国也是通过乐浪郡接触汉文化飞速发展的。
伊都国和奴国同汉朝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通过掌握金属器的生产技术，积累了财富、增强了军事实力，逐渐成长为能代表倭地的王中之王。但伊都国和奴国之间似乎并未出现过激烈交战的痕迹，作者认为伊都国与奴国的版图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能在文化上形成缓冲地带的早良国，尽管早良国已经式微。
弥生时代中期后半，九州北部地区的每个平原和盆地，基本上都诞生了能统率“国”的“王”。弥生时代中期末，伊都国与末卢国、一支国、对马国等小国组成了伊都国联盟，奴国则同粕屋、胸肩等国组成了奴国联盟。奴国王和伊都国王使用权力进一步制约了国内的大首领阶级和首领阶级。尽管这算不上是严格的阶级制度，但这种情况表明，伊都国王和奴国王把西汉的册封体制套用在了国内的权力关系上。
弥生时代中期前半以前，九州北部以外地区尚未接受过战争洗礼，九州北部以东地区的弥生型首领、大首领一族成长得相当缓慢，大约到了弥生时代前期末，部落首领才诞生，到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大首领才纷纷崛起。可以说，九州北部地区是最早建立政治等级制度的地区。
关键词：倭国大乱
凭借与西汉的册封关系，弥生时代中期后叶到弥生时代中期末（公元前1世纪后半—公元1世纪前半）的奴国联盟与伊都国联盟共存共荣，这使得它们与周边部落联盟、国的关系更为紧张。这种紧张的氛围也直接传导到了濑户内地区、出云地区、近畿地区。他们通过把这些青铜祭器埋藏在国境以西，行诅咒之事，强化了部落联盟内部的意识统一，促进了超越部落联盟层级的社会团结。这一发生在纪元前后的事态，是西日本地区的弥生社会大步跨向王权诞生的原动力。
在弥生时代前期末左右，水稻农耕开始向东日本地区传播，这是弥生文化的第一次传播。到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半，人们开始修建排斥其他族群，防止外敌入侵（各国之间并未爆发过长途奔袭式的战争）的环壕聚落，以及以家族谱系和聚落内的阶层结构为前提建造的方形周沟墓。这就是弥生文化的第二次传播。
“倭国大乱”发生的弥生时代后期社会矛盾激化、日本列岛各国关系紧张，不过，其直接诱因却是东汉末年的动乱和伊都倭国的衰落。一家独大的伊都倭国式微，其内部开始出现反对伊都国做盟主的部落联盟国，而濑户内以东地区的国家则构筑了取代伊都倭国的新的倭国框架。在这一时期，人们从乐浪郡和朝鲜半岛等处引进了棺椁墓制，日本列岛的王中之王墓采用这一墓制的理由之一便是为了举行秘密仪式。
关键词：卑弥呼、大和王权、缠向遗迹、古坟时代
作者认为通过共同拥立卑弥呼为女王（公元3世纪初）而产生的新生倭国的政权，实际上就是大和王权，缠向遗迹是其王都（作者主张定都缠向是古坟时代的开始），也是日本最古老的城市。缠向遗迹是作为大和王权的王都而被建设起来的新都城，唐古键遗迹随着缠向遗迹的出现而急速衰退，但这绝不是因为王都的迁移导致其发展停滞，而是因为唐古键遗迹被倭国王都缠向兼并了。
大和王权前方后圆坟的诞生可以上溯至定形型的箸墓古坟之前的缠向型前方后圆坟，而缠向型前方后圆坟的原型则是吉备国的楯筑坟丘墓。前方后圆坟其外形是王权继承人为上演权力交接一幕而设计的舞台布景，这一设计依据中国天圆地方二元融合的宇宙观，它是新生倭国独创的，为强化王权服务的象征符。晋武帝司马炎接受魏元帝禅让，将二丘二郊合祀，新生倭国的使节们看到了这次仪式，大大刺激了前方后圆坟的巨型化以及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的完工。
作者认为拥立卑弥呼为王的幕后推手极有可能是公孙康，认为大和王权不是邪马台国，而是是断裂的、新生的联合政权（九州北部、吉备、畿内等地区组成）。最后关于日本古代王权的统治方式，男王掌握政治和祭祀的双重权力，女性祭司掌控立其为王的决定性“开关”。大和王权诞生时举行的祭祀活动就是这种内在关系的外显形式。像卑弥呼女王、台与女王、平原一号墓中伊都倭国最后的女性祭司王这样，既为最高祭司同时也是王的掌权者的例子，在日本古代史上实属特例。
关键词：前方后圆坟、三角缘神兽镜
公元3世纪在北陆道和东海道沿线地区明显出现了兴修第三批高地性聚落的时间差。公元2世纪末“倭国大乱”造成的紧张感并未随着大和王权的建立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在庄内式时期，大和王权的势力不断向东延伸。列岛各地弥生时代的环壕聚落逐渐解体，与此同时，被土垒、壕沟、垣墙环绕着的方形首领宅邸开始于古坟时代出现。
新生倭国必须创造出一个能被众成员国共同认可的更高层次的神的象征。为了使继承首领灵的祭祀最大限度地得到完善，统治者们创造了取代青铜祭器的巨大咒器，前方后圆坟。这样一来，青铜祭器祭祀的时代结束了，前方后圆坟祭祀的文化逐渐渗透到各地。前方后圆坟原本是为大和王权的“开国元勋们”设计的墓制，与此相对的前方后方坟则属于那些间接参与王权的大首领及王族。
三角缘神兽镜是后卑弥呼时代的权力象征物，综合现阶段考古学的各类成果来看（如与东汉式铜镜一起作为陪葬品时离墓主人更远），作者赞同倭国制作说。公元240年被赏赐给卑弥呼的“铜镜百枚”，作者推测产地并非魏的统治中心黄河中游地区，而是公孙一族曾统治过的乐浪郡、带方郡一带。
关键词：祭祀
对大和王权而言，太阳神祭祀与卑弥呼的鬼道相通，它能够扩大王权、守护王权的权威，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祭祀，是和大和王权同时诞生的。另一方面，大地主神祭祀与弥生时代以来的农耕祭祀一脉相承，它结合了大和王权压制地方传统的土地神的元素，是具有消极意义的祭祀。由大和王权主导的祭祀在公元4世纪后半开始向日本列岛各地普及，并于公元5世纪达到高峰，地方性祭祀成为三轮山祭祀“品牌”的本土化版本。
关键词：七支刀、广开土王碑
泰始二年（266）新生倭国在台于死后拥立男王，并向西晋朝贡（下一次朝贡是一百五十年后的倭五王时期）获得爵位。公元4世纪五胡乱华，公元313年乐浪郡和带方郡继玄菟郡之后被高句丽所占。马韩、辰韩这些部族式效果形成了松散的联合国家百济和新罗。新生倭国进入巩固与发展独立王国的开端，但也丧失了保护伞。
此外，新生倭国甚至还抱有在朝鲜半岛取代中国王朝，通过所谓倭国王的德化重构朝鲜半岛政治秩序的企图。公元369年，百济与倭国联手打败新罗，击退高句丽的进攻。为了纪念这次战争的胜利，百济打造了七支刀赠予倭国（但这并不是贡品）。中国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碑”，以及朝鲜半岛南部出土的各种倭制文物都可以证明倭国曾入侵朝鲜半岛。
日本的国际化始于弥生时代，弥生人是最先开始“带着政治意图”进行对外交流的。日式解决争端的方式其实就是一千八百年前解决“倭国大乱”的方式，诸国通过相互协商、共同拥立卑弥呼做大王的方式，化解了战乱的问题。弥生时代末期与大和王权及前方后圆坟一同诞生的首领灵继承观念与秘密仪式，是天皇灵继承仪式的雏形与本源。
写于2025-05-30
本书叙述从绳文后期到古坟前期的日本历史，主要笔墨在弥生时代。这段时期是日本王权形成的时期，也是日本文化起始的时代，主要是一个弥生同化绳纹的过程。
关键词：渡来人、水稻传入
作者首先认为王权诞生于公元3世纪，并且认为水稻就是日本文化的原点，日本文化始于弥生时代。弥生时代的时空范围并不清晰，它并不能覆盖整个日本列岛。渡来人从朝鲜半岛南部携带水稻种植等众多大陆文化移居至日本列岛的九州北部地区，他们时而与绳纹人（文化）对立，时而融合，渡来人带来的农耕文化（即弥生文化）逐渐普及至日本列岛的南部、东部地区，北海道、西南各岛并未受到弥生文化的影响，哪怕是日本的东北地区也只能说从某阶段开始才能称之为弥生文化。
日本列岛不存在水稻的原生种，作者认为朝鲜半岛南部或是日本弥生农业的直系故乡。绳纹时代晚期后叶玄界滩沿岸地区的水稻种植技术，作者认为是朝鲜半岛南部的移民渡来人带来的（作者通过磨制石器的相似性以及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同为短粒米来论证），即由华中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的半岛路线。在水稻种植技术进入日本列岛之前，旱田农耕技术一面跨过对马海峡传入西日本地区，一面横穿日本海以片段的形式传入日本北部，这个路线即为北方路线。
绳纹人种到弥生人种发生的变化，并非外在环境因素缓慢促成，而是日本列岛的原住民和外来移民（渡来人）混血所产生的急剧变化。九州北部类型可能是来自山东、朝鲜半岛的东北人种，九州西北部类型可能是经由山东、朝鲜半岛来的长江流域人种，即渡来人是分两个阶段两条路线从朝鲜半岛移居至日本列岛（通过人骨亲缘性、稻米类型判断）。至于移居的原因则是经典的战乱（箕子朝鲜被卫满所灭，箕准入马韩当上了韩王，于是战乱起流民南下）和经商。
关键词：青铜器
渡来人早在弥生时代前期前半就已经渗透到了近畿地区，弥生时代中期初已有青铜器生产的遗迹。据已发掘遗迹无法证明渡来人和绳文人有过激烈的战斗，遗迹中不同文物的数量和分布体现出渡来人（包括渡来系的弥生人）和绳文人是大杂居小聚居的相处方式。渡来系弥生人循序渐进地在绳纹人的聚落安家落户，绳纹人逐渐被弥生人同化。
渡来人还带来了青铜器，弥生时代前期末在九州北部青铜器作为首领们的陪葬品出现（模仿朝鲜半岛）。弥生时代中期初大量技术人员被雇佣生产作为族群祭祀咒器的青铜器（与朝鲜半岛保持一致，但作为祭器大多集中在佐贺平原及其周边）。弥生时代中期后叶青铜器生产（本行遗迹和安永田遗迹）逐渐集约化组织化，这个时期奴国开始建设大型技术密集型城市，即被认为是奴国（以福冈平原为中心的国家）首都的春日市须玖遗迹群。
关键词：环壕聚落
比起完善防御功能，倭人挖掘环壕（外壕）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维护聚落的团结，以及强化集体意识。因水稻生产的筹备、聚落间争夺资源等原因，首领需要具备凌驾于极大领导力之上的卡里斯玛性。首领等特定人群和一般人的关系类似圣人和俗人，这是聚落的共识，挖掘内壕是对上述共识的确认。环壕的出现和水稻农耕技术的成熟有密切关联，也因此绳纹时代晚期后半只有九州北部地区出现环壕聚落。
环壕聚落起源于内蒙古，并被普及至黄河中下游地区，再从山东半岛传到朝鲜半岛南部，进而传入日本九州北部地区（东方路径）。从渤海湾以北被推广至中国吉林、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然后跨越日本海，最终传入日本列岛的北端（北方路径）。此外，不同于空壕环绕的环壕聚落，在水濠中灌满水的环濠聚落，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与水稻种植的传播情况相同，不论是北海道的环壕聚落，还是日本东北地区的环栅聚落，其普及过程受到了跨海相隔的中国大陆东北地区的影响而非西日本地区，也就是说日本列岛的最北端存在着一种大陆性文化要素，它与弥生式文化有所不同。
关键词：橡子、稻米
与刻板印象不同，直至弥生时代终结，弥生人也几乎没有吃过饱饭。即便到了弥生时代后期，弥生人主食的一半以上也依旧是绳纹时代以来一直食用的杂谷、薯类、坚果类等稻米以外的淀粉质食物，分析各种食物的占比，可以发现稻米只占第二位，占第一位的是从绳纹时代以来就被利用的山毛榉科植物长出的橡子。
关键词：铜矛、铜铎
作者认为弥生时代的青铜器祭祀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弥生时代中期前叶、公元前2世纪后半）小型铜铎和中细型铜矛、铜剑、铜戈等武器形青铜祭器共存，第二阶段（弥生时代中期后半）九州北部以外的地区稍晚于九州北部地区确立了青铜祭器祭祀的制度，政治色彩逐渐浓郁，第三阶段（弥生时代后期）铜铎文化圈和铜矛文化圈对峙。
铜矛形祭器很早便在九州北部文化圈享有了青铜祭器最高规格的地位，它成为这一地区“民族认同感”的象征，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整个弥生时代中期，在属于铜矛文化圈的九州至西濑户内地区，与恶灵战斗的祭祀是主流。而在属于铜铎文化圈的近畿及其周边地区，呼唤并守卫谷灵的祭祀是主流。
关键词：战争、首领
作者对于战争和冲突有自己的看法，“绳纹时代与弥生时代的不同在于，绳纹时代虽有争斗，那时的人们却不会专门为此使用武器”这句话可以体现其区别。作者还认为包括取敌方首级的习俗在内，战争这一社会性行为应该也是从日本列岛外部传入的新生事物。早在绳纹时代，触发战争的要素已与水稻种植技术一起传入日本列岛，但直到水稻农耕在西日本地区普及的弥生时代前期后半，倭人社会才具备了战争的条件。
日本列岛的战争始于弥生时代，弥生时代前期前半（公元前3世纪前半），战争牺牲者也大都只集中出现在玄界滩和响滩周边地区。到了公元前3世纪后半至公元前2世纪（弥生时代前期后半至中期前叶），其范围开始逐渐向佐贺平原、筑后平原、中津平原延伸，进而扩张至熊本平原、平户岛和壹岐岛。
与绳纹型首领（阶层化的首领，权力来自于族群内部的首领）不同，弥生型首领（阶级性首领）在为族群谋利，名正言顺地行使强制力保护族群不受外界攻击的同时，他们在族群中也逐渐有了权力者的样貌。积极接纳水稻农耕技术及渡来人的玄界滩沿岸地区的首领尚未完全从绳纹型首领成长为弥生型阶级性首领。使用青铜器、青铜武器陪葬的弥生型首领墓，最早出现在弥生时代前期末面朝玄界滩的唐津平原、早良平原等平原地区。
关键词：末卢国、早良国
公元前3世纪（弥生时代前期）至公元1世纪前半（弥生时代中期末），九州北部地区率先的实现阶级性统一的部落联盟，可能是日本列岛的国家雏形。唐津平原上的末卢国（《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末卢国的前身）可以印证“大首领由部落首领轮流选拔诞生”的情况。从遗迹的分布情况看，在唐津平原的松浦川左岸地区和右岸地区各有一个部落联盟。宇木汲田遗迹不仅是松浦川右岸平原大首领一族的墓地，同时也是末卢国王的墓地。
早良平原上有一个统一了室见川左岸三个部落的部落联盟和一个在室见川右岸由五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两个部落联盟在整个平原上形成了一个国。较之唐津平原，早良平原有更健全的王权和更清晰的阶层分层，早良国的王应该要比末卢国的王更为成熟。但在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再未发现能被称作早良国王级别的王族墓。在佐贺平原可谓是部落联盟林立，但其首领墓仅为大首领级别，称得上是国级别的王墓、王族墓仍只出现在玄界滩沿岸地区。
关键词：奴国、伊都国、乐浪郡
公元前3世纪末，九州北部地区率先出现了部落联盟的雏形，阶级性的首领随之诞生。在此过程中，“国家”对外行使权力，征服与融合的战争越来越激烈，玄界滩沿岸的几个部落联盟发展成了“国”。公元前2世纪，九州北部地区形成了“国家、部落联盟、部落”的重层结构。西汉设置乐浪郡后，公元前1世纪末，奴国和伊都国通过与其他部落联盟、国建立模拟册封制度，进一步成长成了更高级别的大国。
以福冈平原（《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的大国“奴国”的范围，中心在福冈县春日市须玖遗迹群）和丝岛平原（位于“伊都国”的中心地带）为大本营的两国，出现了具有突出权力的王。公元前141年，汉武帝打着“王化思想”的旗帜，开始向周边民族发起攻势，并在朝鲜设置了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其中乐浪郡存续四百二十年启到了同倭国交流窗口的作用，它标志着倭国加入了以汉朝为中心的东亚政治世界。奴国、伊都国也是通过乐浪郡接触汉文化飞速发展的。
伊都国和奴国同汉朝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通过掌握金属器的生产技术，积累了财富、增强了军事实力，逐渐成长为能代表倭地的王中之王。但伊都国和奴国之间似乎并未出现过激烈交战的痕迹，作者认为伊都国与奴国的版图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能在文化上形成缓冲地带的早良国，尽管早良国已经式微。
弥生时代中期后半，九州北部地区的每个平原和盆地，基本上都诞生了能统率“国”的“王”。弥生时代中期末，伊都国与末卢国、一支国、对马国等小国组成了伊都国联盟，奴国则同粕屋、胸肩等国组成了奴国联盟。奴国王和伊都国王使用权力进一步制约了国内的大首领阶级和首领阶级。尽管这算不上是严格的阶级制度，但这种情况表明，伊都国王和奴国王把西汉的册封体制套用在了国内的权力关系上。
弥生时代中期前半以前，九州北部以外地区尚未接受过战争洗礼，九州北部以东地区的弥生型首领、大首领一族成长得相当缓慢，大约到了弥生时代前期末，部落首领才诞生，到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大首领才纷纷崛起。可以说，九州北部地区是最早建立政治等级制度的地区。
关键词：倭国大乱
凭借与西汉的册封关系，弥生时代中期后叶到弥生时代中期末（公元前1世纪后半—公元1世纪前半）的奴国联盟与伊都国联盟共存共荣，这使得它们与周边部落联盟、国的关系更为紧张。这种紧张的氛围也直接传导到了濑户内地区、出云地区、近畿地区。他们通过把这些青铜祭器埋藏在国境以西，行诅咒之事，强化了部落联盟内部的意识统一，促进了超越部落联盟层级的社会团结。这一发生在纪元前后的事态，是西日本地区的弥生社会大步跨向王权诞生的原动力。
在弥生时代前期末左右，水稻农耕开始向东日本地区传播，这是弥生文化的第一次传播。到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半，人们开始修建排斥其他族群，防止外敌入侵（各国之间并未爆发过长途奔袭式的战争）的环壕聚落，以及以家族谱系和聚落内的阶层结构为前提建造的方形周沟墓。这就是弥生文化的第二次传播。
“倭国大乱”发生的弥生时代后期社会矛盾激化、日本列岛各国关系紧张，不过，其直接诱因却是东汉末年的动乱和伊都倭国的衰落。一家独大的伊都倭国式微，其内部开始出现反对伊都国做盟主的部落联盟国，而濑户内以东地区的国家则构筑了取代伊都倭国的新的倭国框架。在这一时期，人们从乐浪郡和朝鲜半岛等处引进了棺椁墓制，日本列岛的王中之王墓采用这一墓制的理由之一便是为了举行秘密仪式。
关键词：卑弥呼、大和王权、缠向遗迹、古坟时代
作者认为通过共同拥立卑弥呼为女王（公元3世纪初）而产生的新生倭国的政权，实际上就是大和王权，缠向遗迹是其王都（作者主张定都缠向是古坟时代的开始），也是日本最古老的城市。缠向遗迹是作为大和王权的王都而被建设起来的新都城，唐古键遗迹随着缠向遗迹的出现而急速衰退，但这绝不是因为王都的迁移导致其发展停滞，而是因为唐古键遗迹被倭国王都缠向兼并了。
大和王权前方后圆坟的诞生可以上溯至定形型的箸墓古坟之前的缠向型前方后圆坟，而缠向型前方后圆坟的原型则是吉备国的楯筑坟丘墓。前方后圆坟其外形是王权继承人为上演权力交接一幕而设计的舞台布景，这一设计依据中国天圆地方二元融合的宇宙观，它是新生倭国独创的，为强化王权服务的象征符。晋武帝司马炎接受魏元帝禅让，将二丘二郊合祀，新生倭国的使节们看到了这次仪式，大大刺激了前方后圆坟的巨型化以及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的完工。
作者认为拥立卑弥呼为王的幕后推手极有可能是公孙康，认为大和王权不是邪马台国，而是是断裂的、新生的联合政权（九州北部、吉备、畿内等地区组成）。最后关于日本古代王权的统治方式，男王掌握政治和祭祀的双重权力，女性祭司掌控立其为王的决定性“开关”。大和王权诞生时举行的祭祀活动就是这种内在关系的外显形式。像卑弥呼女王、台与女王、平原一号墓中伊都倭国最后的女性祭司王这样，既为最高祭司同时也是王的掌权者的例子，在日本古代史上实属特例。
关键词：前方后圆坟、三角缘神兽镜
公元3世纪在北陆道和东海道沿线地区明显出现了兴修第三批高地性聚落的时间差。公元2世纪末“倭国大乱”造成的紧张感并未随着大和王权的建立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在庄内式时期，大和王权的势力不断向东延伸。列岛各地弥生时代的环壕聚落逐渐解体，与此同时，被土垒、壕沟、垣墙环绕着的方形首领宅邸开始于古坟时代出现。
新生倭国必须创造出一个能被众成员国共同认可的更高层次的神的象征。为了使继承首领灵的祭祀最大限度地得到完善，统治者们创造了取代青铜祭器的巨大咒器，前方后圆坟。这样一来，青铜祭器祭祀的时代结束了，前方后圆坟祭祀的文化逐渐渗透到各地。前方后圆坟原本是为大和王权的“开国元勋们”设计的墓制，与此相对的前方后方坟则属于那些间接参与王权的大首领及王族。
三角缘神兽镜是后卑弥呼时代的权力象征物，综合现阶段考古学的各类成果来看（如与东汉式铜镜一起作为陪葬品时离墓主人更远），作者赞同倭国制作说。公元240年被赏赐给卑弥呼的“铜镜百枚”，作者推测产地并非魏的统治中心黄河中游地区，而是公孙一族曾统治过的乐浪郡、带方郡一带。
关键词：祭祀
对大和王权而言，太阳神祭祀与卑弥呼的鬼道相通，它能够扩大王权、守护王权的权威，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祭祀，是和大和王权同时诞生的。另一方面，大地主神祭祀与弥生时代以来的农耕祭祀一脉相承，它结合了大和王权压制地方传统的土地神的元素，是具有消极意义的祭祀。由大和王权主导的祭祀在公元4世纪后半开始向日本列岛各地普及，并于公元5世纪达到高峰，地方性祭祀成为三轮山祭祀“品牌”的本土化版本。
关键词：七支刀、广开土王碑
泰始二年（266）新生倭国在台于死后拥立男王，并向西晋朝贡（下一次朝贡是一百五十年后的倭五王时期）获得爵位。公元4世纪五胡乱华，公元313年乐浪郡和带方郡继玄菟郡之后被高句丽所占。马韩、辰韩这些部族式效果形成了松散的联合国家百济和新罗。新生倭国进入巩固与发展独立王国的开端，但也丧失了保护伞。
此外，新生倭国甚至还抱有在朝鲜半岛取代中国王朝，通过所谓倭国王的德化重构朝鲜半岛政治秩序的企图。公元369年，百济与倭国联手打败新罗，击退高句丽的进攻。为了纪念这次战争的胜利，百济打造了七支刀赠予倭国（但这并不是贡品）。中国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碑”，以及朝鲜半岛南部出土的各种倭制文物都可以证明倭国曾入侵朝鲜半岛。
日本的国际化始于弥生时代，弥生人是最先开始“带着政治意图”进行对外交流的。日式解决争端的方式其实就是一千八百年前解决“倭国大乱”的方式，诸国通过相互协商、共同拥立卑弥呼做大王的方式，化解了战乱的问题。弥生时代末期与大和王权及前方后圆坟一同诞生的首领灵继承观念与秘密仪式，是天皇灵继承仪式的雏形与本源。
写于2025-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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